二叔死後，我在他的遺物中找到一個老舊卷尺，過去幾年來我都放在背包中，但很少會用到。

國慶日那天我乘飛機到吉隆坡，背包沒有整理就帶上了。原來卷尺不可隨身上機，可能他們擔心我在機艙上用卷尺賣力鋸斷空姐的粉頸。

安檢時，我選了最方便的解決方式:交出卷尺。

過後我突然感到心神不定。唉!我該先把卷尺藏在機場廁所的某個水箱中，像殺手藏槍一樣，回到檳城時再去拿不就行了嗎？

我該不該去要回卷尺？

我們何必去紀念一個人或一件事，或緊擁一物不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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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昇的演唱會從晚上換到中午開場，加上班機延時，來機場接我的朋友說會趕不及。

送票的朋友說，他把我們的票寄放在失物招領櫃檯，櫃檯小姐說她不擔保。其實把票藏在會場廁所某個水箱內，像殺手藏槍一樣就可以了。

送票那個朋友入場了，我們則在途中遇上塞車，吉隆坡路好長，趕路的精神壓力慢慢累積。

最後我們放棄，決定去吃燒肉喝茶抽煙，患上憂鬱症的機率馬上下降。

卷尺然後陳昇演唱會，失去和錯過好像會是當天的主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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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餐我們三人吃肉，壓軸餐點是比兩個手掌大的戰斧扒。沒有卷尺，不然可以量量看。

我在賣力切割時，送票的朋友接了一通電話，問他要不要出席陳昇的慶功宴。

他猶豫。我說可以和陳昇合照然後上臉書炫耀，可能是這一生中的唯一機會。

「我們可以找個地方等你。」

他要我們跟隨，於是回電詢問有兩個朋友跟隨可否。對方馬上歡迎，可能是聽到其中一個跟隨者，是財政部的官。

送票的朋友很興奮，在車上不斷啍唱「然而」，我們有點擔心他要在慶功宴上邊嘔吐邊獻唱。

聽說我們到場前，陳昇有上台唱歌，我們錯過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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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抵達不久後，陳昇就離場了，但很多人留下喝酒。

介紹一個人，通常是名字然後職業。朋友財政部的官很容易就被介紹出去了，我的情況讓介紹人有點困難。在首都混，除了職業，多少也需要一些閃亮的背景或名號。

其中一個有名號的媒體人逮到朋友財政部的官，兩杯下肚後表示對行動黨的失望，要財政部的官向老板傳達。朋友財政部的官深感無奈，想不到假期還要做OT。

「今晚大家朋友喝酒，不談這些！」幸好另一個名號更響的媒體人明察秋毫。

「老大說不講就不講！」關心行動黨的媒體人一下子就掌握了暗示。

我在一旁看戲，在煙酒之中，那兩句對白很黑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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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檳城機場後，不知為何其中一個垃圾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我想了一下，環顧四周，決定翻搜。

沒有。我找不到卷尺。二叔也沒有顯靈。